（曼弗雷德·克利梅克）
有些酿酒师，我们通过他们的葡萄酒来描述。还有极少数人，我们最终会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在描述一个酿造葡萄酒的人。 安东·鲍尔 属于后面这个更为少见的类别。
随着他的离世，瓦格拉姆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最重要的主角，也失去了一位几十年来坚定不移地拒绝将葡萄酒视为时尚产品的孤独行者——尽管他的酒标设计令人印象深刻。鲍尔以时间跨度思考，而不是以年份思考；以决策思考，而不是以犹豫思考。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品质——毫不妥协，有时固执，却始终一以贯之。他也是优质葡萄酒酿造领域中奥地利中坚酿酒师中的佼佼者——而且不只是在瓦格拉姆如此。此外，他还是一位始终可靠地交付成果的人。从餐饮业所需的精准易饮餐酒，到真正伟大的红葡萄酒。他，就是那位可靠的人。
鲍尔出生于1971年，来自一个与魅力几乎无关的农耕现实。酒庄规模很小，葡萄酒相当朴素，市场也十分有限。然而，他身上很早就显现出一种后来将贯穿其全部创作的特质：对精准的绝对追求。年轻时与勃艮第的相遇，并没有让他进行复制，而是成为一次启蒙。鲍尔在那里明白，伟大的葡萄酒并非在“自然独自完成一切”的混沌中诞生，而是需要控制、耐心，以及对葡萄藤和采收果实的尊重。
20世纪90年代初接手父业时，这并不是一种浪漫的责任，而是一场经营上的冒险。奥地利葡萄酒当时仍在应对丑闻的后续影响，信任十分脆弱，前景也少之又少。然而，鲍尔依然选择了不那么简单的道路。他没有选择桶装酒和缺乏特色的地域风格，而是专注于酿造、筛选和国际可比性——同时没有否认自己的出身。不锈钢取代了旧式容器，种植面积得到扩大，产品系列更加精炼。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了标准。
鲍尔是瓦格拉姆最早一批始终如一地证明这一黄土地区不仅能酿出果味讨喜的葡萄酒，也能酿出有深度、有结构且耐久陈年的葡萄酒的酿酒师之一——无论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他的绿维特利纳不仅是这一品种的传统使者，更是对其葡萄园地块乃至具体地段进行精准讲述的故事。他的红葡萄酒——长期以来对许多纯粹主义者而言都是一种挑衅——后来成为他的标志：独立自主、充满张力，不受地方情结束缚。茨威格、蓝弗朗克、赤霞珠、美乐——在鲍尔那里，这些并非风格练习，而是认真尝试着为瓦格拉姆赋予第二种声音。
这种态度很早就在国际上得到理解。在美国，鲍尔比在自己的祖国更快获得了回应。他四处旅行、进行展示、加以解释——不是以销售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坚定的信仰者。成功来得缓慢，却持久。市场逐渐打开，酒瓶进入要求严苛的酒窖，酒庄不断壮大。然而，尽管不断扩张，鲍尔依然惊人地不带虚荣。他追求的不是舞台，而是杯中的认可。
他在2017年被《falstaff》评为“年度酿酒师”，与其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对一位正值壮年的男子迟来的肯定，是对他早已取得成就的认可。认识鲍尔的人都知道：只要葡萄酒表现出色，头衔对他而言无关紧要。而它们确实表现出色——往往要经过多年，有时甚至十年之后才显现。耐心是他思维的一部分。
他的突然离世——在经历了两个经济困难的年份，以及第三方对负债企业的救助之后——给酒庄（以及整个地区）留下了一道不易弥合的空缺。并不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继续他的葡萄酒事业，而是因为鲍尔还代表着一种反潮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危机中的葡萄酒行业正承受着压力：着眼长远、不事张扬、对标准毫不妥协，并且不受时尚机会主义影响。他不是一个解释葡萄酒世界的人，而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工作为这个世界建立秩序的人。
留下的是那些同样需要时间的酒瓶——它们将让人想起他。还留下一个因失去他而变得更加贫瘠的地区——贫瘠的不只是葡萄酒，还有性格。安东·鲍尔于昨日去世，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