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奥古斯特是维罗纳的南蒂罗尔律师——同时也研读过国家法）
1975年，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去世。一年前，葡萄牙通过康乃馨革命摆脱了威权主义的过去，希腊也结束了上校集团的统治。同一个十年里，我的意大利家乡开始了一场规模不大的酿酒革命，其当时的世界经济和文化历史意义几乎无人能够估量。一些托斯卡纳葡萄酒生产商决定无视产地的法律和口味惯例，按照自己的理念酿造葡萄酒。由此，他们确立了一个新的意大利顶级红葡萄酒类别，后来以“超级托斯卡纳”的名称闻名国际。
首个商业上市年份为1968年的西施佳雅，以及1971年份的蒂尼亚内罗，同样体现了社会自我认知的转变。短短几十年间，意大利从一个主要以农业为主、部分地区极端贫困的国家，发展成为西方最重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其时装、设计、建筑和汽车赢得了国际声誉。如今，葡萄酒也紧随其后。
1976年，英国葡萄酒商史蒂文·斯普里尔在巴黎组织了那场传奇性的盲品会，加州葡萄酒在那里击败了法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名庄。“巴黎审判”如今已成为书籍、电影以及众多酿酒传说的主题。然而，它真正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各款葡萄酒的排名，不如说在于撼动了一种此前基本未受挑战的文化权威。从那以后，顶级葡萄酒的产地不再需要数百年的欧洲历史来证明其正统性。加州的葡萄酒生产商可以与法国酒庄的庄主平等较量。就葡萄酒史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性与现代民主史颇为相似。旧有的等级秩序失去了约束力，社会和经济上的上升机会扩大了，而权威的合法性越来越必须通过成就来证明。
我不想过度强调这些发展之间的联系。历史上有足够多善意的历史学家，试图从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不过，从政治和国家法的角度，考察过去半个世纪国际葡萄酒业的发展，仍然是值得的。
因为现代葡萄酒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这绝不意味着民主发明了顶级葡萄酒。欧洲优质葡萄酒业的历史，极大地得益于修道院、贵族以及君主制社会秩序。没有教会和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勃艮第、波尔多和莱茵高的发展几乎不可想象。欧洲各王室对优质葡萄酒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即使是极其令人不快的君主，也可能拥有出色的品味。
20世纪下半叶发生变化的，是这种文化在社会层面的可获得性。数百年来，卓越的葡萄酒一直是一种特权。它曾属于权贵的礼仪和身份象征，后来也成为富裕市民阶层自我认同的一部分。然而，战后自由社会造就了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他们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昔日统治阶级所享有的消费品。良好的教育、职业晋升、不断增长的收入、国际流动以及工作时间的逐步缩短，为数百万人打开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尚未拥有的机会。
他们前往法国和意大利，了解当地的饮食，带几瓶葡萄酒回家，并开始对其产地产生兴趣。偶尔的购买发展成了热情，而热情又催生了一个此前从未以这种形式存在过的市场。
葡萄种植者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几代人以来，其工作一直被视为农业劳动的酿酒师，逐渐成为企业家、受到国际认可的专家，偶尔甚至成为艺术家。他们对一片土地的个人诠释，突然引起了其他大陆人们的兴趣。女酿酒师和男酿酒师受邀前往伦敦、纽约、东京，后来又前往香港参加品鉴会。他们的葡萄酒在杂志上得到评论，他们的观点在采访中受到询问，他们的经营决策也被密切关注。这个职业群体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了多么引人瞩目的发展！
这一发展的高峰始于1989年之后。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苏联解体以及亚洲经济体日益融入世界贸易，一个具有历史性规模的安全与繁荣承诺由此形成。自由西方凭借其经济实力取得了胜利。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在政治和经济上融入欧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实行了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最终也会自由化，这一设想被证明是过于仓促的。经济开放与政治自由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然而，当时弥漫着一种乐观信心，即使那些对政治理论知之甚少、主要关心企业发展的人也受到这种信心的感染。这种信心伴随着香槟和葡萄酒被庆祝。
在伦敦和法兰克福的餐厅、东欧新开业的豪华酒店、纽约的董事会会议室以及上海和香港的私人俱乐部里，人们用欧洲和美国的顶级葡萄酒庆祝全球化取得的成就。波尔多在亚洲部分地区获得了文化货币般的地位。大型香槟酒庄不断扩张，意大利葡萄酒在国际酒单上站稳脚跟，甚至一些几十年来在本地区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型家族酒庄，也在海外开拓了客户群。这个文化饮品变成了崇拜对象。
葡萄酒从中受益于一种特殊属性。它拥有产地、历史和个性。在一个其产品日益标准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以相同品牌销售相同商品的经济体系中，一种农业产品在地理和风味上的独特性，恰恰发展成了显著的经济优势。
全球化使地方特色得以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皮埃蒙特的酿酒师不必离开故乡，也能在旧金山或新加坡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他甚至不必大幅增加产量。在有利条件下，只要改善葡萄酒，并相应调整价格，就足够了。
尤其在今天，人们不应低估自由世界经济所取得的这一成就。它使众多农民家庭得以保有自己的土地，翻修历史建筑，投资子女教育，并继续留在那些否则会受到人口外流和经济衰退影响的地区。
作为葡萄酒爱好者和律师，我自然也对这一发展中的法律前提感兴趣。葡萄园是一项长期投资，其盈利能力取决于所有者只能有限影响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今天种下葡萄藤的人，必须能够相信，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后，他本人或其后代仍能享有这份劳动的成果。
产权安全、可靠的继承规则、契约自由、独立的法院以及国家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对这一职业群体都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还有货物自由流通、国际合作以及科学知识不受阻碍的交流等可能性。自由民主并不能保证酿出卓越的葡萄酒，但它能够为葡萄酒的诞生及其经济存续创造极佳的条件。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世界葡萄酒生产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和南非构成了国际葡萄酒经济的重要部分。仅欧盟在2025年就约占全球葡萄酒产量的百分之六十。
当然，这种地理分布也有气候、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原因。政治上不自由的国家也能酿出卓越的葡萄酒，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建立自己的优质葡萄酒产业。智利葡萄酒业的崛起，部分也始于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在威权政府下取得经济成功绝非不可能。声称只有自由人才能酿出好酒，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在酿酒学上也颇为冒险——但这一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然而在我看来，当今葡萄酒世界非同寻常的多样性，尤其与自由模式相联系。一个运作良好的葡萄酒市场依赖于个人选择、不同口味、相互竞争的信念，以及偏离既定观念的可能性。它需要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舆论、独立作者、乐于实验的餐饮从业者，以及允许自己作出独立判断的消费者。超级托斯卡纳最终之所以能够诞生，也是因为一些人不愿遵循主管当局的观点。
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项令人忧虑的发展。自由民主与国际葡萄酒经济同时承受压力。两者都不再被社会视为理所当然，也都面临着那些曾促成其崛起的经济和文化前提不断瓦解的问题。瑞典V-Dem研究所在其2026年民主报告中确认，共有44个国家正在经历威权化进程。只有18个国家朝着进一步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根据该研究所的计算，按世界人口计算的平均民主自由程度，如今已经再次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恰恰就是那个现代国际葡萄酒文化开始崛起的时代。
与此同时，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报告称，2025年全球葡萄酒消费量预计为2.08亿百升。全球葡萄园面积连续第六年缩减。国际葡萄酒贸易的数量和价值也都出现下降。
直接从这两项统计发展中推导出因果关系，是不严谨的。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消费习惯改变以及一些地区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都在冲击葡萄酒经济。其中一些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已经存在。但自由世界秩序的危机使它们进一步恶化。
保护主义复兴、新关税壁垒的建立、贸易关系被政治化、生活成本上涨对欧洲中产阶层造成的长期负担，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都在冲击一个几十年来依赖市场国际开放的行业。二十年前，托斯卡纳、摩泽尔或勃艮第的酿酒师还可以认为，未来将有更多销售市场向他们开放。如今，他们必须考虑到，连已经开拓的市场也可能因政治决策而再次失去。
即使是中国市场，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昔日的活力。这个曾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共和国早已成为工业和科技大国，其与西方之间的经济较量深刻影响着世界贸易的条件。随着中国日益富裕，政治自由主义和西方享乐文化也会同样得到普及的希望，已被证明是一种幻觉。
葡萄酒行业尤其是社会信心的敏感指标。几乎没有人需要一瓶优质波尔多酒来保障物质生存。人们购买它，是因为想让自己享受一些东西，是因为庆祝成功，是因为期待宾客，或者是因为期待一个美好的夜晚。即使购买一瓶打算二十年后才饮用的葡萄酒，也包含着对未来相当程度的信任。
相反，如果一个人担心自己的工作、养老保障或国家的政治稳定，他有时会重新安排自己的优先事项。对享受型消费品的需求也具有心理层面，而在我看来，传统经济分析对这一点关注得还不够。
此外，在我们的西方社会中，还可以观察到一种自由观念的转变，这令我这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颇感不安。在某些领域，人们越来越不愿把私人决定的责任交给成年人自己承担。酒精饮料的享用也属于这种情况。
饮酒的医学风险是毋庸置疑的。向公众普及这些风险，属于国家及其机构的正当职责。自由社会当然可以希望其公民健康生活。不过，它也必须承认，对个人而言，健康未必必然是其生命中唯一或最高的价值。因此，国家照护的范围以及社会干预的边界，也是我们自由主义自我理解的问题。
然而，把每一项健康政策监管都解释为威权思想的表现，是不恰当的。自由制度下的国家同样需要规则。关键在于，这些规则是否适度，是否经得起公共审查，以及是否为个人保留了足够的自主安排生活的空间。
葡萄酒行业应参与这场讨论。不过，它应当以比迄今更高的思想要求来参与。它的诉求不能局限于保障营业额，也涉及在自由社会中自主享受的文化意义。
最后，在关于葡萄酒未来的讨论中，人们常常忘记，葡萄酒能够促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聚会。在餐桌旁，拥有不同政治信念、职业利益和个人经历的人相遇。他们在数小时内分享同一个共同关注的对象。他们交谈、彼此反驳，偶尔甚至会理解对方的观点。
当然，许多战争也曾在铺设餐具的餐桌旁被决定。我不想把葡萄酒浪漫化为和平缔造者。但共同享用、好客以及文明地表达异议的意愿，属于那些文化成就，而没有它们，自由民主很难长久维持。研究政治公共领域的历史学家已经充分描述了欧洲咖啡馆、沙龙和酒馆对于现代市民阶层发展的重要性。因为民主需要国家之外的场所，让人们彼此交往并形成自己的观点。欧洲餐桌文化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这样一个场所。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初的几十年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那是一个民主自由、经济繁荣、国际理解以及个人享受可能性的大幅扩展，汇聚成一种特殊社会格局的时代。
这一时代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既是它最大的优点之一，同时也是它最大的危险之一。我们把已经取得的成果视为一种永久状态。我们相信，人类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会逐渐缓和政治冲突，全球繁荣会继续增长，个人自由从长远来看会取得胜利。我们曾为这个未来举杯。如今，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为它的延续做得足够多。
国际葡萄酒经济对恢复可靠、开放且和平的世界秩序有着切身利益。它同样关心广大民众的经济福祉，以及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的自由。因此，它应当明白，自己的未来也将在葡萄园之外决定。
我不认为，随着自由民主的衰落，顶级葡萄酒也会消失。无论哪种政治制度下都会有富裕人士，而威权国家的统治者根据经验也很少愿意放弃那些他们不让他人享有的乐趣。我们可能失去的，是在历史上更为珍贵的东西：经过数十年努力，广大阶层参与人类最古老的享受文化之一所形成的成果。
顶级葡萄酒将再次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样一来，在经历了半个世纪非同寻常的自由之后，一个历史循环便告结束。而我们只不过回到了数百年前曾经身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