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fred Klimek / WELT am SONNTAG / 动画图片：rumwayml）
我给伦茨·莫泽五世（五世）打了电话。这个数字代表这个奥地利葡萄酒世家的第五位伦茨·莫泽。莫泽家族之所以在国际葡萄酒业界闻名，是因为莫泽的祖父，也就是伦茨·莫泽三世，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革新了葡萄园中葡萄藤的“培育”方式。如今我们徒步穿行或骑车经过的大多数葡萄园，无论在德国、奥地利，还是在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产区，都是按照莫泽的“高垂直栽培”方式种植的。这意味着，每公顷不再像过去那样种植10000株葡萄藤，而是只有大约3000株扎根于土壤中；葡萄藤沿着柱桩和铁丝搭成的设施向上攀爬约120至140厘米。这种方式取代了葡萄栽培中的单株栽培和凉棚栽培（覆盖式），极大减轻了葡萄种植者在葡萄园中的劳动。在此之前，所有在葡萄园里工作的人都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腰背问题”——无休止的腰酸背痛。
莫泽向我讲述了他即将上市的新酒，售价约为40欧元，是其绿维特利纳项目“New Chapter”的延伸作品：New Chapter“Elevated”。这款生物葡萄酒由莫泽与特赖森塔尔酿酒师马库斯·胡贝尔共同酿造，其特别之处在于混酿：根据十分严格的奥地利葡萄酒法，莫泽可以加入最多15%的另一葡萄品种，而无需在酒标上将这款酒标为混酿。有些葡萄酒评论界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种方法稀释了作为葡萄酒主体的品种特征；而包括我在内的另一些人，则看到了这种个性化酿造所带来的可能性。莫泽和胡贝尔用几桶雷司令为他们的新款绿维特利纳增色——这确实是一款并不容易完成的混酿。但莫泽说，正是特赖森塔尔占主导地位的石灰岩土壤，为这些葡萄品种提供了更精致、更优雅的混酿基础；而在多瑙河另一岸的瓦豪、克雷姆斯谷、坎普谷和瓦格拉姆等产区，这类土壤相当少见。
然后是匈牙利！
我们几乎花了一个小时谈论匈牙利，尤其是托卡伊；伦茨·莫泽曾经并且目前仍在这里参与多个项目。正是这个托卡伊，让那位已经落选的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着了迷”。这个地道的维也纳表达，翻译过来就是欧尔班对托卡伊十分痴迷。而这带来了后果。
2010年至2024年间，我曾四次与伦茨·莫泽一起前往托卡伊，拜访了那里几乎所有重要且具有进取精神的酒庄。我也亲眼见证了欧尔班体制在托卡伊建设了多少新的基础设施——远远多于该国其他地区。不过我也经历过这样一幕：在那家投入巨资、彻底翻新的国营酒庄Grand Tokaj，我们到访期间，那位见多识广的总经理与其董事会成员一夜之间被解雇并替换——第二天早晨，在下一个行程中，他已经不见了，消失了，也不再接电话。一位员工告诉我，接手掌舵的那些人更受布达佩斯政府的青睐。好吧，国营酒庄属于国家。但显而易见的是，葡萄酒业之外的党派和政府利益也在幕后发挥了作用。德国和奥地利同样有国营酒庄——而且它们通常都做得非常出色。然而，德国的国营酒庄也并非不受政治干预。像这样如此剧烈地更换管理层，在我们这里却并不常见；即便发生，也会被媒体注意到并受到批评性报道。当然，Grand Tokaj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关注。
伦茨·莫泽大约从2014年起也一直积极参与托卡伊的事务——他非常了解这个地区，熟悉其方方面面。他是那里少数几位外国人之一，既带着热爱，也以冷静的态度面对这个地区。他了解这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并不亚于德国葡萄酒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疑问：押注于纯干型葡萄酒，是否是一个错误？
这个问题显然无法简单而全面地回答。但我想根据与莫泽以及托卡伊其他酿酒师的谈话——也包括与德国酿酒师的谈话——做一番总结。先从历史角度看：直到1938年，在国际葡萄酒世界中——也就是有钱可赚、且当时仅由美国东海岸和英国构成的市场——只有三个主要葡萄酒国家。法国（波尔多、勃艮第和卢瓦尔河谷）。德国（包括摩泽尔、萨尔和莱茵高）。以及拥有托卡伊酒、还有少量来自埃格尔城周边产区的甜型红葡萄酒的匈牙利（埃格尔公牛血）。意大利离参与世界葡萄酒市场还相距甚远。西班牙、智利、澳大利亚和纳帕谷也只供应本地区和本国市场。随着纳粹屠杀纵火和那场灾难性的东欧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留下了世界葡萄酒市场的空缺，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德国从珍藏级到逐粒精选干浆果酒的残糖型葡萄酒失去了市场。匈牙利的残糖型托卡伊酒，其桶装体系与德国甜酒相似，也被导向追求数量而非质量，并被国家压入国营酒庄之中，在那里质量毫无意义。第一个出口市场变成了苏联；自沙皇时代以来，苏联的官僚精英便一直传统性地偏爱托卡伊酒。
转型期到来、计划经济终结之后，托卡伊的葡萄酒业经历了与德国葡萄酒业完全相同的转变。德国葡萄酒业之所以在1985年发生这一转变，是因为在甜味果香型葡萄酒中检测出了被禁用的防腐剂乙二醇，酿酒丑闻由此爆发：在那些以残糖型葡萄酒闻名的产区，葡萄酒业——也应当时年轻消费者的要求——转而聚焦于干型葡萄酒。两大主导品种雷司令和富尔明特都非常适合酿造干型酒，德国自约1995年以来的干型雷司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约2005年以来的干型富尔明特也同样如此。只是，国际销售并没有像应有的那样运转。而自千禧年出生的一代越来越远离葡萄酒以来，情况就更是如此。
伦茨·莫泽对托卡伊有一个解释，这一解释对摩泽尔和莱茵高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些地区乃至这些国家，都缺乏对昔日历史辉煌的意识，也缺乏相应的自豪感。莫泽说，在匈牙利，这种情况甚至比德国更严重；在德国，爱国主义遗憾地仍被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上错误地钳制着。因此，年近70岁的莫泽想发起一项倡议，为干型和甜型托卡伊酒的出口发出新的声音。而在结尾处，我想大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年轻一代，也就是顺应时代潮流而简称为Z世代的人群，我们或许可以用半干型葡萄酒、出色的珍藏级葡萄酒以及同样属于半干型的富尔明特，把他们重新带回葡萄酒世界。因为，在那些曾以果香甜型葡萄酒闻名的产区，纯干型葡萄酒这一知识分子式的项目，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并没有像酿酒师和葡萄酒业政策制定者所想的那样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