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菲利普斯如今也已年长,他并不是那种主要将酒精视为社会祸害的健康政策运动的代表。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以一个深知文化会产生、变化、偶尔也会消失的人的从容,审视着当前的发展。他的诊断值得关注。不过,他几乎完全悲观的预测同样值得明确反驳。
菲利普斯描述了一代生活习惯与父母和祖父母大相径庭的年轻人。他们饮酒更少,与朋友相处的时间更少,更早去吃饭,日益回避传统夜生活,并将职业能力、健康和经济保障视为优先的人生目标。共同饮酒由此失去了数十年来在社会生活中理所当然的地位。
人口结构则是另一个因素。在欧洲,20至34岁年龄组如今已明显小于40至54岁年龄组。即使年轻人的饮酒量与父母相同,消费量从长期看也必然会下降。如果他们还喝得更少,这一进程就会加速。这是一个连最有创意的广告文案撰稿人也难以扭转的事实。人们可以对葡萄酒产生兴趣,却无法营销那些根本没有出生的消费者。
菲利普斯对社会日益孤立的关注尤其值得玩味。根据他引用的美国调查,2010年,18至29岁的人平均每周有13个小时与朋友相处。到2024年,这一数字只剩5个小时。与此同时,独居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欧洲,如今大约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是独居家庭;在美国则是每三个家庭中有一个。
如果葡萄酒是一种社交饮品,那么这种发展势必令它感到棘手。独自坐在家里盯着智能手机的人,既不需要蓝弗兰肯葡萄酒,也不需要绿维特利纳,而是需要那种真正能把人灌倒的东西。
菲利普斯还描述了社会生活向更早时段转移的现象。在伦敦和纽约,人们越来越多地在下午五六点吃饭。夜店纷纷关门,而咖啡馆延长营业时间,年轻人则在早晨参加无酒精舞会。夜晚曾是社交性饮酒最偏爱的场域,如今正日益失去重要性。
这些观察已经超出了葡萄酒业本身。它们涉及餐饮业、城市、休闲方式,最终也涉及我们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方式。到这里为止,我基本赞同菲利普斯。
然而,从这里开始,他的文章试图从当前的行为方式推导出一个在我看来有些过于武断的未来。
菲利普斯认为,年轻一代已经与前辈的文化观念决裂。对他们而言,葡萄酒不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饮品,而不过是众多酒精饮料中的一种。关于葡萄酒文化特殊地位的数百年叙事正在失去说服力。对此,起初很难提出异议。若你向一个二十岁的人解释,他必须喝葡萄酒,因为古希腊人早就喝葡萄酒了,那么你大概会面对对方某种程度的茫然。历史意义并不能自动产生当下的热情。
不过,菲利普斯又向前迈了一步。他认为,葡萄酒业试图通过改变传播方式、发展葡萄酒旅游和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来抵抗下滑,基本上都注定徒劳。这些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太过深刻。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因为世代并不是封闭的文化单元。人们会在一生中发生变化。他们会形成不同的习惯,拥有不同的经济能力和不同的兴趣。一个二十五岁时不喝葡萄酒的人,到了四十五岁也远未必会成为禁酒者。
年轻人的经济处境也值得得到不同于菲利普斯所给予的权重。他描述了他们对工作岗位的担忧、面对人工智能时的不安全感、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以及财务空间的丧失,并由此推导出他们在饮酒方面更加克制。但这真的意味着一种对葡萄酒的文化性背离吗?还是说,我们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代人:他们已经无法负担那种在父母一代看来仍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这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一个人如果必须将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房租、能源和食品,就会更少有能力去餐馆吃饭并点一瓶好葡萄酒。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文化上排斥这种餐馆体验。他可能只是负担不起。对于由经济压力迫使其发生的行为变化,我们不应过早地将其与自愿的文化选择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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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里,菲利普斯虽然没有明确展开分析,却触及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关联,而 WINEPARTY 几天前才刚刚讨论过这一关联。(曼弗雷德·克利梅克撰文)
克劳德·奥古斯特在其文章《自由、繁荣与葡萄酒》中提出,国际葡萄酒文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同寻常的崛起,与自由民主的扩张、广泛中产阶层的经济崛起以及全球化密切相关。国际市场的开放、收入的增长和新的社会流动性,使数百万人得以接触一种此前基本只属于特权阶层的享乐文化。然而,如今这一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前提正在遭到侵蚀。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失去稳定性,国际经济秩序受到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冲击,中产阶层的购买力也承受着压力。
因此,葡萄酒业的危机与自由民主的危机可能并非彼此独立的现象。它们或许是更广泛社会变迁的不同症状。
而恰恰在这里,菲利普斯为我们的文章提供了颇为重要的补充。克劳德·奥古斯特考察了葡萄酒繁荣的政治和经济史前提,而菲利普斯则描述了那些曾经支撑这场繁荣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不安、从公共生活中的退缩、共同休闲的消失,以及为享乐花钱的意愿日渐减弱。
两种观察从不同方向指向了相似的认识:葡萄酒业的非凡发展得益于某些社会前提,而这些前提能否延续绝非理所当然。要让它们延续下去,需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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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并没有明确证实我们的政治论点。但他提供了有分量的观察,支持了这一论点。他也清楚说明了,为什么葡萄酒危机不可能仅靠葡萄酒行业内部的措施来解决。
如果中产阶层的经济空间如今不断缩小,国际贸易关系变得不确定,社会信心也在减弱,那么这同样会影响葡萄酒。因此,它的危机并不只是文化性质的危机,也同样是繁荣的危机和社会参与的危机。如果菲利普斯能更充分地阐明这种联系,本来会很有意思。
他将葡萄酒描述为一种并不独特的文化饮品,这一点也值得差异化地看待。当然,历史上存在没有葡萄酒的伟大文明。但这一合理判断并不意味着葡萄酒的文化特殊性只是历史幻觉。葡萄酒是一种农产品,其品质在非同寻常的程度上取决于产地、年份、气候、土壤、酿造技艺上的决策以及时间的发展。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连接了自然与人类劳动,使人能够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探讨。人们可以像谈论建筑、音乐或文学那样谈论一款葡萄酒。不谈也可以。但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谈。
葡萄酒业迫切需要明白的是:它无法通过召回过去的消费者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它必须关注未来客户将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关注他们的经济能力、生活习惯以及对享乐的理解。它必须重新变得易于理解,但不能因此变得肤浅。它必须能够解释自身产品的价值,而不能让产品的价格成为最重要的信息。它也不应将葡萄酒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对消费葡萄酒的要求混为一谈。
罗德·菲利普斯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因为他迫使葡萄酒业跳出自身行业的边界进行思考。也因为他的观察显示,葡萄酒的未来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多么紧密的联系。他的错误或许在于,已经把当下的文化变化视为这一变化的历史结果。我还不会如此早地为未来盖棺定论。
